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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显示，甲某、乙某、丙某均为未成年人，三人系同学关系。甲某与乙某因琐事产生矛盾。乙某委托丙某通过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一款社交软件制作视频，其中有甲某的肖像、姓名等信息，并包含造黄谣等内容，该视频一天内浏览量即超过3万。因乙某和丙某为未成年人，经甲某及其监护人同意，公安机关未按行政或刑事案件处理。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网信办法律顾问支振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规定》对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信息预警模型，及时发现预警网络暴力信息风险的要求，落实起来存在难度。网络暴力最重要的就是事先预警，因为一旦发生，造成恶劣后果以后不可挽回。但是涉及的情形、主体比较复杂，技术上存在困难，下一步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国家标准，鼓励网络平台完善技术标准，为监测系统模型提供进一步指导中国十大正规赌网站，让《规定》进一步落地。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多方主体责任。除了对平台提出要求，还明确要求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应当建立健全发布推广、互动评论等全过程信息内容安全审核机制，发现账号跟帖评论等环节存在网络暴力信息的，应当及时采取举报、处置等措施；要求网络论坛社区、网络群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履行管理责任，发现用户制作、复制、发布、传播网络暴力信息的，应当依法依约采取限制发言、移出群组等管理措施。

周兆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络暴力具有群体性侵权特点，这给打击带来了较大难度。首先，在众多参与者中，界定主要责任人和次要责任人较为困难，难以明确每个人的具体过错程度和责任大小；其次，群体的匿名性和分散性使得追踪和调查取证变得复杂，可能存在部分参与者难以被准确识别和追究责任的情况；再者，群体行为容易受到情绪和舆论的影响，难以准确判断每个个体的主观恶意和违法故意。

在处罚措施方面，《规定》还提到，违反本规定的，依照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由网信、公安、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依据职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涉及危害公民生命健康安全且有严重后果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组织、煽动制作、复制、发布、传播网络暴力信息或者利用网络暴力事件实施恶意营销炒作等行为的组织和个人，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她认为，《规定》在性质上属于部门规章，位阶相对较低，无法规定网络暴力治理涉及的民事、刑事问题，难以统摄相关部门法中的分散性条文。因此，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化转型在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就是推进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专门规制网络暴力的领域性法律《反网络暴力法》，搭建网络暴力治理的基本法律制度框架，完善网络暴力治理配套法律法规制度。

王四新直言，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网络暴力的惩治和对受害人的救济措施已相对完善。制定新法，也要考虑立法成本和司法成本，在他看来，当前阶段不宜动用立法程序去制定专门的法律，“想通过立法方式来解决网暴问题，是把网暴这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给简单化了。网暴涉及互联网错综复杂的传播机制和内容生态，涉及我们执法力度和执法力量能不能跟得上，同时也反映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情感变化，不是通过立法就可以解决的”。